回到京城的范仲淹，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。仁宗对他寄予厚望，让他主持新政。范仲淹也不含糊，很快拿出了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提出“明黜陟、抑侥幸、精贡举、择长官”等十大改革措施。这些措施直指北宋的“三冗”（冗官、冗兵、冗费）问题，堪称一剂猛药。

但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。范仲淹的新政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，保守派立刻跳出来反对。宰相吕夷简冷笑道：“范仲淹口口声声为国为民，实则是想结党营私。”夏竦更是伪造书信，诬陷范仲淹勾结契丹。

朝堂上，改革派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。范仲淹据理力争：“祖宗之法固然好，但时移世易，若不知变通，便是刻舟求剑。”欧阳修也力挺：“商鞅变法虽遭车裂，但秦国终成霸业。如今我朝积弊更深，不变革只有死路一条！”

仁宗一开始还支持范仲淹，但架不住保守派天天在耳边吹风。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，范仲淹被迫自请外放，新政宣告失败。这场改革虽然只持续了一年多，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。

被贬后的范仲淹，并没有一蹶不振。他先后在邓州、杭州等地任职，每到一处，都造福一方百姓。

在邓州，他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。当时好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，请他作记。范仲淹其实没去过岳阳楼，但他根据滕子京寄来的《洞庭晚秋图》，展开丰富的想象，写下了“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”的壮丽景象。更绝的是，他借景抒情，提出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人生境界，让这篇文章超越了普通游记，成为千古绝唱。

在杭州，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：饥荒。范仲淹没有开仓放粮，而是搞起了“饥饿营销”。他鼓励百姓举办龙舟赛，自己带头参与；又大兴土木，修建寺庙和官衙。有人骂他劳民伤财，他却笑道：“我这是用富人的钱，救济穷人。龙舟赛让百姓有了收入，修工程让民工有了饭吃，这叫以工代赈。”果然，杭州很快度过了饥荒，百姓对他赞不绝口。

皇佑四年（1052年），范仲淹接到调任颍州的命令。此时他已身患重病，但仍坚持赴任。走到徐州时，他再也走不动了。五月二十日，这位64岁的老人在徐州病逝。

范仲淹的一生，是传奇的一生。他从寒门子弟逆袭成一代名臣，无论是在朝堂还是在边疆，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的座右铭。

范仲淹死后，仁宗悲痛不已，追赠他为兵部尚书，谥号“文正”。“文正”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谥号，范仲淹当之无愧。他的灵柩运往洛阳安葬时，沿途百姓自发为他送行，哭声震天。就连他的政敌吕夷简，也感叹道：“范公真乃天下第一忠臣也！”

范仲淹走了，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了人间。他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北宋的天空，也照亮了后世无数人的心灵。正如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写的那样：“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？”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范仲淹永远是那个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千古名臣。